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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太短，而遗忘太长。比遗忘更长的，很多时候是不堪的结局。比起火热的情话，甜蜜的回忆，那些写在纸上的情诗，有时却可以挣脱纸张，穿越时空，让瞬间成为永恒。

文/艾江涛

情诗一束

1837年2月8日下午5点，在圣彼得堡郊外黑溪旁，两声决斗的枪响过后，诗人普希金倒在了雪地里。子弹在击中他的右肋后，击穿腹腔，打碎骶骨，并留在了骨头里。而他的决斗对象，那位对他的妻子纠缠不休的法国籍宪兵队长丹特士，则受伤很轻，子弹在穿过他右臂的肌肉后，只是擦伤了胸部。

对冲动而勇武的普希金来说，这是卷入太多次决斗事件中真正被实施也是最为致命的一次。两天后，他在自己的家中一一与亲友作了最后的告别，诗人说了一句“我呼吸困难，快要窒息了”，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8岁。

也许只有从死亡的一刻回望，才能发现普希金那纠缠于爱情、荣誉、堕落的一生中，那些如同乡间青草上露珠一样美好的瞬间。当然，那肯定已为诗人的如花妙笔所记录。

出生于一个已经中落的贵族家庭，早在作为首期学生进入贵族学校皇村中学起，普希金便将他无与伦比的诗歌天分与放浪形骸的个人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他的朋友、诗人维亚泽姆斯基曾这样描述普希金：“自打在皇村的时候他就那德性了，正如后来在社会上一样，普希金自暴自弃，成天游手好闲、夜夜笙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还和当时最臭名昭著、最不可救药的一帮浪荡子弟厮混在一起。真是奇怪了，他的身心健康和那些天分竟然还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生活方式——毫不吃惊地，他老是得些性病什么的，好几次都把他逼到了坟墓的边缘……他永远身无分文，永远债台高筑，有时候甚至连一身像样的礼服都没有，丑闻一桩接着一桩，没完没了的决斗，而且和所有的酒馆老板、所有的妓女和每个淫妇都混得烂熟——普希金是极端无耻和彻底堕落的代言人。”

传记作者T.J.比尼恩对这段描述的评价是：“虽然极尽野蛮的揭露、讥讽之能事，但却是一幅让人信服和认可的普希金肖像。”

然而，与沙龙和酒馆中那些轻浮而虚无缥缈的调情相比，普希金在和妻子娜塔莉娅结婚之前，也曾有过一段深沉而热烈的情感，那还是他被流放到母亲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时发生的事情。

由于写作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抨击专制、宣扬自由思想的政治抒情诗，1820年5月，普希金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流放到南俄一带。从基什尼奥夫到敖德萨，普希金在度过4年多流放时光后，于1824年8月被流放回米哈伊洛夫斯克，由父亲监督并向当局汇报他的行为。

在故乡，乡村庄园的生活颇为寂寞。普希金常常骑马到邻村三山村，拜访女主人普拉斯科维娅·奥西波娃。1825年6月的一天，普希金在奥西波娃家晚宴的人群中，忽然发现了安娜·克恩的身影。安娜当时正在舅母奥西波娃家度假。

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普希金很快想起了1819年，在圣彼得堡艺术科学院院长奥列宁家，第一次见到安娜·克恩的情景。那时的安娜还是一个年仅19岁、天真无邪的美人，但已经在3年前嫁给了比自己大35岁的埃尔莫雷·克恩中将。聚会上，安娜被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驴子和农民》的朗诵所吸引，普希金的目光则一直跟随着安娜，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多年以后，安娜·克恩回忆道：“普希金坐在我的后面，和我堂兄一起，而且老是说些好听的话，试图引起我的注意，比如说，‘难道一个人竟能够如此美丽吗！’”

6年之后，再次见到安娜，仿佛在圣彼得堡的青春岁月也一起回来了。在那一个多月的时光里，普希金几乎每天都去三山村看她。他兴致勃勃地给安娜还有奥西波娃的几个女儿讲述关于小鬼乘马车游瓦西里耶夫岛的故事，还朗诵了自己的长诗《茨冈》。安娜则用威斯尼船夫歌《祝母亲幸福》的调子为他演唱盲诗人科兹洛夫的抒情诗《威尼斯之夜》。

普希金与安娜·克恩，1825年，两人曾在三山村的庄园前度过一段快乐时光，临别时，普希金写下那首著名的情诗

对身处乡村幽禁生活中的普希金来说，那是一段甜蜜而美好的日子。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替我告诉科兹洛夫，就说最近我们这儿来了个大美人，她能用天使般的嗓音演唱他那首《威尼斯之夜》，表演贡多拉船夫的独白——我保证一定要把这事儿告诉那可爱的瞎子。他没法儿看见她，这太遗憾了，不过就让他想象一下她的美貌和圣洁吧，愿上帝保佑他至少让他听到她的歌声！”

分别的日子很快来临。临行前的晚上，安娜特意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看望普希金。第二天早上，普希金为安娜送行，并把刚刚出版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一章送给了她。拿到赠书，安娜正要走时，书页中被折叠起来的一张纸掉了出来。她俯身捡起，那张纸上写着的正是普希金那首最为著名的情诗：

我忆起了那美妙的一瞬：

我初次看见你的倩影，

那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现，

有如纯净的美底精灵。

在这首长达六节的诗中，普希金回想起初见时那美妙的瞬间，分别后岁月的流逝，还有自己那幽禁中逐渐枯萎的灵魂，直到再次见到。“我的心在欢乐地激荡，/因为在那里面，重又苏醒/不只是神性的启示和灵感，/还有生命、眼泪和爱情。”

所有爱情中，最美好的莫过于初见的一瞬。我有时想，普希金和安娜的重逢，或许只为了成就这首作为他们爱情见证的诗篇。“留下点回忆好不好？”像我们看过的很多爱情桥段一样，也许故事到这里就好了，可惜不是。

写下，才算爱过？

“秋叶繁多，根只有一条/在我青春说谎的日子里/我在阳光下招摇/现在我萎缩成真理。”我是在贾樟柯的纪录片《二十四城记》中，配合着上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的日剧《血凝》的主题曲，更深切地理解了叶芝的这首短诗《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纪录片所描述的那代人的青春与爱情。

在有关“诗与真”的讨论中，我曾经极为服膺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说法：“诗歌的见证要比新闻更可靠。”类似的意思，俄裔诗人布罗茨基也表达过：“诗歌不是报道，它的消息应该具有永恒的意义。”我在想，在爱情或情感的领域，也许诗歌的见证，更为真实。那一瞬间的激情，除了诗歌，还有什么差可比拟？但这一带有封闭性的说法，并非将不会写诗的人们拒斥在外，因为很多时候，诗已经在那里。

在普希金与安娜的故事中，是一个动作吸引了我：普希金将赠诗夹在一本书中送给了爱人。那是一个多少有些羞涩与暗示意味的笨拙之举，然而恰是纯真年代爱情的真实写照。

我还记得，在读高中时，在那个尚且不会写诗的年龄，有一次，我送给一个女孩一本《徐志摩诗集》。似乎那也是一个分别的时刻，在诗集中间，我夹了一张书签，指向的正是徐志摩的那首《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太阳为我照上了二十几个年头，/我只是个孩子，认不识半点愁；/忽然有一天——我又爱又恨那一天/我心坎里痒齐齐的有些不连牵……”坐在车上的我，那时一路还在想，她究竟有无看到这一页，她又是否明白我的心意？

还有那么一次，大概是汶川大地震的那一年，我和一个女孩一起捐款，一起去超市买帐篷、手套等救灾物资。忙完这一切，她忽然很有感触的样子，写了一首诗赠我，诗的多半内容我已经忘却了，包括那张纸条也在辗转搬家中丢失了，但诗的结尾我却始终记得：“远方连绵的痛苦，/成就我们微小的幸福感。”那首诗，似乎成为我对大地震最为真切的记忆。

见证与否，始终出于一种时过境迁的后设眼光。当时，哪想得到那么多？与幸运的普希金相比，更多时候，那些带着炙热的情诗，始终无法寄出，或者没有回音。也可以说，当那些情诗被写下的时刻，作者便发现，它的读者已不再指向那个唯一的她，而面向永恒与更加广漠的人群。

1924年，20岁的诗人聂鲁达出版他日后流传最广的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直到30年后，我们才从他在智利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得知情诗的写作对象正是诗人曾经的两个恋人：特木科的姑娘马里索尔和圣地亚哥的姑娘马里松布拉。“这本诗集主要有两次恋爱，一次是我作为一个乡下人在青春期所经历的，另一次是后来在圣地亚哥的迷宫里等待我的。”

然而那些美丽的诗句，却超越具体的恋情，得以流传。“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我不再爱她，这是确定的，但也许我爱她/爱情如此短暂，而遗忘太长。”

是的，爱情如此短暂，而遗忘太长。比起火热的情话，比起甜蜜的回忆，那些写在纸上的情诗，有时却可以挣脱纸张，穿越时空，让瞬间成为永恒。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发现，或者说我们宁愿相信，写在纸上的爱情就够了，每个相遇的初见就够了。因为真实的爱情，充满了太多的琐屑与不堪。

情诗背后，裸露的生活

让我们回到普希金和安娜那未完待续的爱情。1825年，在三山村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之后，安娜听从了舅母的劝说，告别普希金，回到里加与丈夫复合。只是这一次，普希金的激情并未因离别而中断。

一封封火热的书信写给了安娜。在诗人的书桌前，摆放着安娜曾温存过的已经枯萎的向日葵花，还有一块石头，安娜曾不小心在花园里绊倒在上面。“夜已深，您的影子总在我的眼前晃动，满面忧愁而又充满肉感。我幻想着可以看见您那美丽的一瞥，您那微微张开的双唇。永别了——我还幻想我自己匍匐在您的足下，挤压着您的双脚，感觉到您的膝盖——哪怕只有短短的一瞬，我愿付出我的全部热血。永别了，请相信我的胡言乱语；听起来很可笑，可字字属实。”“至少来一趟普斯科夫吧，”诗人哀求道，“那对你来说再容易不过了。我的心在激烈跳动，我的视线模糊了，相思之苦使我日渐憔悴下来。”

安娜的舅母奥西波娃并不同意两人之间通信。然而比舅母的阻扰更可怕的是，安娜来信中不断提及的一个名字：表哥阿列克谢·伍尔夫。诗人嫉妒的火焰在熊熊燃烧，他难以克制地在信中写道：“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你表哥直到这个月的15号才离开里加？为什么给我的信中你的笔端三番四次地提到他？这么质问你是否有点不太礼貌呢？”读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爱情已经烧昏了诗人的头脑，试问，他又以什么名义去质问一个有夫之妇去接近她的表哥呢？

终于，重逢的机会再次来临。这年10月，克恩一家又来到三山村小住。不久，安娜还寄给了普希金他梦寐以求的书籍：新出版的《拜伦诗集》第七卷，里面有《唐璜》的第六章至第十六章。写给安娜的信里，普希金似乎变得放松起来，恢复了往日喜欢调侃的口吻：“我说老巫婆，可真没想到你会给我写信，我从心底里对你表示感谢。”

但令诗人更没想到的是，他之前的担心成为事实，安娜成了表哥伍尔夫的情人。1826年5月，恼羞成怒的普希金在信中厉声指责伍尔夫：“那个巴比伦妓女安娜·佩特洛夫娜都干了些什么？”那时，安娜已离开丈夫搬到圣彼得堡，她与伍尔夫的暧昧关系则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期。尴尬的是，不久后，普希金即将重获自由，可以返回他心心念念的圣彼得堡文学生活。

在圣彼得堡，普希金再次遇到安娜。我们已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如何，是否还会与安娜一起回忆起在三山村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但显然，他在情诗中所流露的深沉的爱情，已经消逝不见。在1828年2月的一封信中，普希金提到“那个克恩太太，在上帝的帮助下我终于把她搞上床了”。

至此，那个留给他美好瞬间的女子安娜，与诗人在无数场合下追逐猎取的对象不再有任何区别。T.J.比尼恩在诗人传记中，揭示了那首广为人知的情诗背后裸露出的真实生活：“曾经有那么短短的一段时间，普希金和伍尔夫共同享用着克恩太太，这段以纯洁而优美的情感开头的关系最终以肮脏龌龊的结局而告终。”

爱情太短，太长的不是遗忘，而是不堪的结局。每当这时，我们选择相信诗歌，相信那瞬间的激情中的真实，相信那带着宿命与人性的一点超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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