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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英同志是政法战线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在三十年代，就在中共中央的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工作。在同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特务和叛徒的搏斗中，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一次完成惩治叛徒的任务后他不幸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以坚定、顽强的革命精神，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国民党监狱当局送到前线修工事，乘日寇飞机轰炸的混乱之机，逃出牢笼，回到革命圣地延安。这段在龙潭虎穴的斗争经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和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

在革命熔炉中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华大地到处腥风血雨，一片黑暗。当时的北平、天津，同全国一样，国民党军警特大肆追捕、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对党组织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930年底，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加强同叛徒、特务的斗争，保卫党组织的安全，派年青的李士英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保卫工作。

李士英到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央特科第三科。三科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惩治叛徒内奸，所以又称“行动科”。三科下设三个组，李士英被分派到一个组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所在的组有刘人奎、李泽才和孙小宝等。1931年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李士英到后首先参加了全会的保卫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中央特科学习的内容有政治和业务两部分，政治学习重要是学马列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树立为党的事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业务学习重要是了解敌情、社情，保卫、保密工作方法和相关的侦察技术等。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学习，掌握了特科所要求的基本技能和知识，如期完成学习任务。他如虎添翼，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战斗。

勇敢顽强 除恶锄奸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消灭共产党的图谋，一面实行血腥镇压，一面千方百计地诱使共产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背叛革命，充当内奸，从内部进行破坏。敌人的阴谋对我党造成严重危害，威胁着党的安全。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投敌。敌人妄图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未能得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特务头子徐恩曾又派亲信顾执中带领叛徒顾顺章以及马绍武（原名吕克勤）到上海，四处追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特务头子张冲也派亲信黄凯任驻沪调查员，建立驻沪办事处，勾结英、法租界巡捕房，利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叛徒王斌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叛徒曹清澄，狼狈为奸，进行破坏，导致上海和武汉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屡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和镇压。

敌人的疯狂破坏，激起了革命人民的反抗，更激起了特科同志的极大愤慨。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李士英和他那个小组的成员一起，多次受命参加惩治叛徒特务的行动，如对天津潜来上海的叛徒李树文的惩治行动等，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时间街谈巷议，绘声绘色，更增加了一层神奇色彩。革命者和有正义感的人对此奔走相告，赞叹行动人员的大无畏精神。叛徒特务则惊恐不已，如坐针毡。

1932年初，敌人利用顾顺章叛变、我党部分组织遭到破坏，一面制造“革命力量已完了”的反动舆论，一面采取威胁利诱手段，招降纳叛。中央特科针对敌人上述阴谋，为了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经研究并报告党中央批准，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宣布判决王斌、曹清澄等5名在国民党机关中充当特务骨干的叛徒死刑，并把判决书以传单形式寄发张贴，顿时引起敌人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的特务更是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在敌人统治下执行革命法庭的判决，任务艰巨，难度巨大。特科决定集中力量，创造条件，成熟一个惩治一个。特科把这个任务交给三科，三科又指定李士英任组长，在特科直接领导下具体实施。经缜密调查研究，决定把王斌当作第一个打击目标。王斌，又名王松声，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卖命，得到敌人赏识和重用，被委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大肆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士，心狠手辣，血债累累。如叛徒张长庚、叶其蓁向王斌密告特科人员黄竹友（即王世德）后，王斌即指使张、叶2人寻找黄的行踪，于1931年9月8日将黄逮捕，诱黄叛党后在看守所内指认了特科人员李惠民，并带领特务抓捕共产党员伍福等。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巨大的敌人的鹰犬，不杀不足以保障党组织的安全，也难以告慰已牺牲的革命先烈。李士英小组在对王斌采取行动前，先要掌握王的情况。因小组成员都不认识王斌，为避免差错，李士英根据二科提供的情况，先到南京路一家照相馆认王斌的照片，记下其相貌、特征，然后去白尔路（今西门路）永安里王斌的住处进行辨认、核实。准确无误后，李士英小组在王斌住处隔壁租了一间房子作据点，观察其出没行踪。经过三个多月的侦察，掌握了王的行动规律。4月22日下午1时左右，王斌乘坐自备人力车外出，途经维尔蒙路爱来格路（即今普安路桃源路）中时，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小组人员当机立断，当场将王斌击毙。

执行革命法庭判决初战告捷，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达到了特科预定的目的。接着，他们又为打击第二个目标作准备。

李士英及其小组受命执行革命法庭判决的第二个目标是曹清澄。曹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后叛变革命，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情报组组长。其对党的危害也极大，曹妻都说：“曹清澄捉共产党很凶的’’。接受任务后，李士英偕同小组成员照例完成了行动前的准备工作，掌握了曹的行动规律，决定对曹进行惩治。1932年5月16日，李士英带小组成员刘人奎、李泽才、袁立夫等，分头前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源顺里41号曹的住所附近埋伏。当时分工，刘、袁两人在源顺里路口监视，由袁指认，刘执行。李士英、李泽才掩护他们的行动。下午1时半左右，从里弄走出一人，身穿黑色西装，很像曹清澄，刘等未认准人便开了枪。里弄口的人听见枪声，顿时乱了起来，附近的巡捕也赶来了。小组人员撤退过程中，李士英在茄勒路转角处，突然发现了曹清澄。为了完成任务，在千钧一发之际，李士英奋不顾身，将曹击毙。由于打乱了原部署队形，延误了时间，致使刘人奎在撤离现场时，被巡捕戚逢楹盯上，当他迅速转入附近的白尔路桂福里11号，把手枪扔进垃圾桶时，又被戚和另一巡捕吕竹林看到，他们随即将刘逮捕，搜获了手枪及子弹。李士英在跑到白尔路安纳金路（今西门路东台路）口时，被刚从嵩山捕房出来的华探苏德山迎头截住，被夺去手枪，押解到法捕房警务处。李泽才也在翌日早上回住地时，被埋伏守候的捕房探员抓进法捕房看守所关押。一场生与死的考验降临到李士英等人头上。

身陷囹圄 坚持斗争

李士英、刘人奎、李泽才被逮捕后，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如获至宝，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进一步破坏共产党组织。第二天，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温应星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要求把李士英等3人“提回讯究”。当时，法捕房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

李士英等人开始被关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敌人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逼他们招供。李士英等按事先准备遇到意外时的应付口径，区别进行了自我解脱。

敌人达不到目的，就进行刑讯逼供。将李士英拖进刑房，施行棍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针插手指、上电刑等酷刑，打昏了，用冷水浇，苏醒后，再上刑，被折磨得血渍斑斑，遍体鳞伤，李士英同志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组织的安全。就这样顽强抵抗了二个半月。因公共租界巡捕房抄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地（藏有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法捕房将二房东传来当面指认，李硬着头皮否认住过该处，也不认识这个二房东。因无第二个证人证明，敌人又无可奈何。尽管如此，法捕房仍按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转到嵩山路捕房看守所，并于1932年5月31日移送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李等也被转到高三分院看守所关押。

李士英等人被捕后，中央特科领导十分关注，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当李等被移送高三分院后，党组织请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女）、薛笃弼、章士钊为李士英、刘人奎、李泽才3人辩护。唐豪借受理案件机会，到看守所向李士英转达党的指示，了解在法捕房的审讯逼供情况。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唐豪律师帮助下，李士英等作了对付法庭讯问的充分准备。

高三分院开庭审判时，法官认定曹清澄被杀是共产党执行革命法庭判决，报复杀人。并把曹清澄被杀与王斌被杀两案连在一起审问。极力追问李士英等参加共产党、策划杀人等问题，李等则一口否认，律师也到庭辩护。最终，由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的叛徒杨凤歧到庭指认，咬定李士英等人是共产党员，在特科工作。李士英仍然坚持不供，敌人无奈，但高三分院于1933年1月17日还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人奎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李士英等又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按照敌人的法律，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再次上诉国民党最高法院。当时上海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一致抗日。193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人奎、李泽才改判有期徒刑10年和12年。

从1932年5月遭逮捕至1936年7月，经过4年多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法院作了改判。此后，李士英等3人即被从“高三分院”看守所转到马斯南路第二特区监狱关押。当时监狱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房监管。政治犯有20多人，包括刘田夫、李一平、熊瑾汀等共产党员，区别被关在4个监房。因为都是“已决犯”，看管相对较松，白天打开房门，允许相互走动，家属可以定期探监。当时熊瑾汀的妻子朱端绶和其妹朱慧，受党的委派经常到监狱探望，转达党组织的指示并送日用品给李士英等人。遵照党的指示，狱中成立了党小组，推选曾在大学教世界语的陈俊卿教授任小组长。在党小组的领导下，他们把组织上和家庭探监送来的书籍、杂志集中到一起，设立了一个小图书馆，大家学习文化、理论，讨论社会问题、交流学习心得，增强了彼此间的团结和友情，增加了活力和生气，也更坚定了信念。他们还抓住时机开展狱内斗争，不时地提出增加家属探监次数、改善伙食，甚至提出，夜晚不要关监门等要求。监狱不予置理，他们就采取绝食和闹监办法，使监狱不得安宁。有一次，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未获同意，他们一面绝食，一面敲打脸盆、漱口杯、饭碗等用具，敲打声和要求改善伙食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马路上行人驻足倾听，引起同情，闹得敌人狼狈不堪。狱方恼羞成怒，把为首的和积极参加者予以禁闭，有的送法院重新起诉加刑或戴上重达20多斤的手铐脚镣予以惩罚。李士英是积极参加者，鉴于已判无期徒刑，无刑可加，就被罚戴特重手铐、脚镣并单独囚禁。由于遭受敌人多年的残酷折磨，至今他的手脚上还留下了斑斑伤痕。

逃离牢笼 回到革命怀抱

1936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在北新泾附近修筑了直辖第二监狱，李士英、刘人奎、李泽才和其他“高二、高三分院”的“已决犯”，均被转移到该处关押，仍然过着非人的生活。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这里的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日寇飞机经常窜到上海上空盘旋骚扰。在这严峻形势下，监狱内的“已决犯”纷纷要求上前线抗击日寇侵略军。驻军也需要大批民夫修造战壕工事，运送武器弹药。第二监狱当局根据驻军要求，经国民党司法行政部批准，将在监狱中服刑的在押犯押送到真如给陆军当民夫，运送弹药到江湾、吴淞．前线。8月18日的早晨，前线遭到日机狂轰滥炸，民夫有的被炸身亡，生存者全部逃散，各奔东西。李士英在混乱中跑到市区，找到唐豪家里，并请唐豪帮助找党的组织。一天，李士英在路上碰到已在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特科成员吴成方，当即写了一封要求工作的信，请吴递交“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潘很快就让李士英去延安学习，写了介绍信，并安排了去延安沿途的接应关系。李经南京到达西安，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该处派人护送到了延安。经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经过5年多的囚禁磨难的李士英同志，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李士英同志简介：

（1912~2001）河南省内黄县（原河北省濮阳县）人。生于1912年，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于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1938年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护送周恩来同志到苏联治病，参加中国党校学习，1944年回国。194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济南特别市首任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山东省公安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东省委副书记，1955年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江苏省委书记、副省长等职。2001年去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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