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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远，原名马嘉善，抗战时期化名：刘杰。

一名从陕西红色摇篮陕西绥德师范走出来，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保安干部训练班的侦查保卫的高材生。25岁之时，已经成为中共冀热辽区委社会部负责人之一，负责冀东及东北的情报联络工作。

而因为在抗战中，曾因为一名打进敌伪的内线腐化堕落乃至叛变，导致一次策反的失败；继而在1944年10月17日，在河北丰滦县召开冀热辽特委、行署、军分区扩大工作会议时，他们被日军包围，突围战斗中牺牲430多人，另有约150人被俘，任远在战斗中负伤，并成了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中共官员。

这一次被俘，给任远（即刘杰）带来了后半生无穷尽的心理磨难。日军因为叛徒指认出任远是中共高级情报领导干部，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并没有如以往那般严刑逼讯，反而给予了优待。任远尝试过自杀等一系列保全名节的手段，未遂（在后来的审查中，这些都得到了证实）。但在软禁期间，与日寇周旋中，根据实际情况，交待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关系。随后，在看守松懈之时，由冀中领导人李运昌活动外线，任远则利用了“叛变者”脱险回到了根据地。

“我出来后写了三份报告。”任远在回忆录中这样回忆自己的那段时光。他开始书写交代被俘经历的书面材料,接受组织为期一年多的审查。

1946年7月1日由晋察冀中央局重要负责人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共同审查讨论后，正式作出恢复党籍的结论。

结论中称任远在“被俘期间政治上没有原则错误，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相信本人交代，决定恢复组织生活。。。如发现新的情况，另行处理”。但这并不是最终的处理决定，梦魇还将继续。。。

正式恢复组织生活后，任远被降级使用，任张家口公安局二科副科长。后又曾先后任冀热察区党委社会情报科科长、南口军管会副主任等职。

1948年6月，东北局社会部任命任远为冀热察行署公安局副局长。

此时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进入了最终白热化时期，此期间的任远在情报收集与对敌特较量中，表现依然优异。

其后，北平和平解放，任远调至北平，担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任侦察科科长、副处长，继续从事对敌特斗争。尤其是在抓捕国民党潜伏在北京的主要特工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共情报首脑李克农为此亲自点将将他从北京市局调到中央保卫部门。

访苏途中，毛主席与滕代远在海拉尔站对话。镜头中没有显示，站在毛身后的有冯纪，任远

1949年4月，调至铁道部公安局，担任政治保卫处（二处）处长，并参与了谜团护送毛主席第一次赴苏的任务。

但那段被俘的经历，对于任远来说，则是一个摆脱不了的噩梦。

1952年，他的“被俘”问题再度被提，此后，不断的审查、鉴定，汇报，便占据了他所有业余时间。

1954年，调至铁道部公安局工作的任远，被铁道部机关党委认定“自首叛变”,“清除出党”。这一年他患上了神经官能症。

1955年5月，铁道部机关党委重新讨论后，撤销“清除出党”的决定，仍保留原恢复党籍结论。同时又认为任远犯有“政治动摇性质的严重错误”。

1957年2月，铁道部机关党委重新审查，取消“政治动摇性质的严重错误”结论，认为“是一种在敌人面前的错误行为”。

1957年，铁道部党委复查意见称：“据（任远）本人1945年8月15日在晋察冀分局党校所写自传材料看，他在被俘后曾决定供三种人应付敌人，一是说出敌已知道的一部分关系，二是借刀杀人，假供一些与我方无真实关系的汉奸分子，国特分子，三是我方关系敌已发觉者告敌，但设法掩护其真正的一面（即忠实于我一面）扩大其另一面（如对我假供情报），以求得不致大加破坏。

在同一材料中并写明他在上述原则下曾与敌特宫下做了一次正式谈话。

在这次审查中任说：事实上他在敌人面前所供者是这样三种人：一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一种是曾和我们有过关系，以后向敌自首坚决作恶者，一种是编造的假供，任远同志不承认曾经供过任何真实的关系。任远同志解释说：以上晋察冀分局党校所写材料是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当时的想法是：王友同志（当时的冀东区党委社会部长）身上有整个外面地下关系的名单，王当时负重伤，不知其是否牺牲，怕王身上文件被敌搜去，另外任的全部材料在警卫员李锡如所带皮包内，李与任同时被俘，李被俘时将皮包藏于何处不知，怕敌人发觉上述材料，自己不供，反陷被动，故做了以上思想准备。但一经与敌特宫下谈话，假供了一些工作关系，并写了书面材料后，敌人再未深追，故再未造成事实上的更大错误。”

复查意见还说，任远承认“因贪生怕死，存在着投机取巧的思想，想巧于对敌应付，借机逃出，曾表示对敌忠诚无隐，曾答应向敌交出自己所知道的工作关系，未拒绝给予他的优待。。。”

任远对此结论基本同意，但还有部分不同意见，他请求组织上慎重考虑。他晚年坚持认为，当时铁道部机关党委个别领导认为他态度不够端正，因此不同意已经大会公开宣布的他任专业院副院长的职务，以及提为十一级工资待遇的铁道部党委决定，使他长期在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担任代理副院长。

1961年年底，新的调查报告仍同意1957年机关党委结论，就此铁道部党委的调查复查告一段落。

1964年后，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亲自要人，将任远调入二机部。此后历任了担任二机部八局副局长，核二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过了没几年，“十年动乱”开始了。身背古代包袱的任远，当然不可避免的再度受到批斗与隔离审查。但任远还有一种认识“我的汇报材料，江（青）、谢（富治）、陈（伯达）和康（生）都亲自看。重要是因为他们打‘许建国叛党集团’，而我是许建国手下的一员大将。”【许建国案，‘十年动乱’中，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著名的冤案之一。据说，牵涉到延安时期，审查李云鹤】

1974年，中央专案组三办曾从沈阳日本关东军旧档存放处找到任远的档案，证实了内容和任远当时和党组织汇报的基本一致。

1975年的结论，在关键问题上给任远以肯定，但还是认为他“犯有政治动摇表现”。

【题外话】

彼时，出现的一个新的机构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面设立三个办公室，简称一办、二办、三办。

中央专案审查一办（第一办公室）重要负责中央、国家机关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专案审查，一办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中央专案审查二办（第二办公室）重要负责军事高级将领的专案审查，二办主任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他管理九大专案组：贺龙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叶向真专案组（重要针对叶剑英）、萧华专案组、马明方（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专案组、无线电专案组、饶漱石专案组、谭震林专案组。二办设在北京翠微路总参谋部第二招待所。

1968年3月，杨成武因“杨余傅事件”打倒后，二办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领导。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所管专案划给一办、三办。

中央专案审查三办（第三办公室）重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领导干部的专案，三办主任是公安部长谢富治。

【回归正文】

1979年12月29日，任远得到了最终做出的组织结论：“任远同志被俘后，虽在叛徒指认下和敌人审讯中承认了自己是刘杰（被俘前任远对外工作化名），笼统地供出了自己的任务，但政治上尚无原则错误。经历次审查，任所领导的地下组织没有受到破坏，没有查到任有叛变投敌和被敌特派回来的事实。任远同志回到革命队伍后，向组织做了交待，态度是端正的，工作表现一贯是好的。”其中，三十多年的甄别厘清，重回到最初1946年的审查结论，“政治上尚无原则错误”。

1984年，任远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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